湘西，不再凝固的历史

——读沈从文《湘行散记》、《湘西》

塘溪河

一

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他的散文最易为评家所忽视。但我想对于沈从文，应该不存在这种情况。如果说他的小说构筑起他浩浩的文学圣殿,那么他的散文就是一扇既可以装点殿堂又可借以窥见殿内风貌的窗。他由湘西走出，又终生以湘西为恋，那个虽保守、闭塞，但却秀美、淳朴的“边地”，是他情之所系，魂之所系，无论他用那一种乐器，奏出的动听乐曲都是关系那个“边地”的牧歌。你可以重视《柏子》、《萧萧》，重视《边城》，为他那纯净悠然的、缓缓流淌的牧歌情韵所陶醉，充分享受他对那个理想与历史融为一体的世界的不可言说的温爱；同样的，你无法忽视《小砦》，忽视《长河》，无法忽视这田园中飘游的阴影，一样要分享他对于湘西已经往日不再的挽歌般的无奈和哀伤。湘西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我们无法忽视这个中的变化。而要理解这个中变化，从而真正理解湘西，理解沈从文，我们就更无法忽视他关于湘西的两个散文集子——一条架在《边城》与《长河》之间的桥梁。或者可以这样说，当沈从文告别湘西，置身的却是一个阉割人性的世界，他对这世界里种种病态、丑态感到失望，他以一种恋乡情绪回归湘西，以纯净美好充满诗情的湘西对抗外面的丑恶，于是有《边城》系列；毕竟包围着他的那种种丑恶太浓太浓了，战争、毒物、腐败、堕落、虚伪……一点一点驱逐着他心灵中那缕诗情，他太失望这丑恶的现实却又无法忽视，不甘心放弃心中的牧歌却又无法净心吟唱，或者他想到了另一条路？于是他亲身跑回湘西，以求实地采获的一水一船、一土一石能系住那飘忽的诗缕情丝？这就是《湘行散记》和稍后一点的《湘西》。

二

文学即人学。表现生命，探索生命的价值，似乎是整个世界文学的一个永恒的母题。翻开文学史，你随处可以见到，或者表现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对人自身的肯定；或者张扬人的主体力量，宏扬大喜大悲之下人格的壮美；或者表现生命力受到压抑的苦闷等等。在“生命”和人的主题的探索上，沈从文似乎是另有思路的。

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

沈从文是这样为自己作品的审美理想作注释的。无疑人性是他创作的全部美学理想的基石和核心。那么，沈从文建筑的“神庙”里面供奉的是怎样的理想的人性？当沈从文从那个闭塞却淳朴、落后却安宁的湘西探出头来，茫然四顾，发现自己所处的已是一个这样的世界：人性沦丧，生命力萎缩，上流社会在“文明”遮掩下日益无耻与堕落。于是他想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习作选集代序》），把它作为他所处的世界的否定形象。对人性的表现上，他是从生命的存在方式着笔的。

他关于湘西的小说中，表现的全都是沐浴在湘西的和风细雨下特殊的人生形式。阿黑和五明对灵与肉的相互追求中的真诚和热烈（《采蕨》），柏子与妇人原始性爱中的粗犷（《柏子》），初别童年的萧萧的那份天真纯洁（《萧萧》），步入青春期的三三娇气中略带羞涩（《三三》），翠翠更如深山里的一泓清泉，透明而纯净（《边城》），沈从文是从湘西特殊的人生形式里，探索着生命的美学价值。如果说这萧萧、翠翠们恬静如水的人生是经过作者虚拟而净化了的，那么你在《湘行散记》、《湘西》里，随作者沿沅辰各水漂行，你看到的是活生生的实在。这里面有年近八十仍“对于生存那么努力执着”的老纤夫（《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有划了一生的船，“把经验与气力每天作八分钱出卖”的老掌舵（《辰河小船上的水手》）；有斗急流闯险滩，危急时，“不问冬夏”，“敏捷而勇敢的脱光衣裤，向急流中跳去，在水里尽肩背之力使船离开险境”，“遇应当到滩石上爬行，也毫不推辞即刻前去”的水手（《桃源与沅州》、《辰河小船上的水手》）；有“没没无闻”在高山峻岭修路，事完后，“笑笑的，各自又回到那个想象不到的小乡村里过日子去了”的山民及“把流汗和吃饭打成一片”的女劳动者（《沅陵的人》）……这些人，他们有生机勃勃的活力，在能用气力时，“就毫不吝惜气力打发每个日子”；遇到需要勇敢献身时，他们就把生命发挥到极致的境地。平常的日子，就“按照一种分定，很简单的把日子过下去”，“人老了，或大六月发痧下痢，躺在空船里或太阳下死掉了，一生也就算完事了”。在作者的笔下，对于这些人，生与死就象身旁的流水，任情地自在地无所思虑地流淌着，生活“仿佛同‘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箱子岩》），他们与山水同处，也俨若与山水同体了。作者将心贴近这种人生，挖掘蕴藏在这人们身上美好的情感、美好人性。他正是在这生命群体上，在这种生命的自在形态中，发现“无处不可以见出‘生命’在这个地方有光辉的那一面”，发现了健全美好的人性因而满怀深情的叙述着。在《桃源与沅州》、《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辰河小船上的水手》、《箱子岩》、《沅陵的人》等篇中，我们可以一再的读到他笔下对这健康自然的生命，健全的人性洋溢着怎样深情的温爱，怎样神圣的尊敬。

他强调生命的自在状态，欣赏生命的自然、率真，欣赏这种纯朴到甚至有些粗糙的人生形式，这里面似乎传递着一个这样的信息：作者追求的人性是一种未经“城市文明”污染过，未经虚伪礼教所“教化”的人性。人性要任其本能，任其自由自在地发展。作为这种思想的最好注本是那篇《虎雏再遇记》。在他看来，祖送之所以成为虎雏，只因“不曾把他的身体用学校锢定，也不曾把他的性灵用书本锢定”，“一切水得归到海里，小豹子也只宜于深山大泽方能发展它的生命”。一个自然的儿子，其生机全得自自然。虽然虎雏爱打架，会杀人，但这不是作者关注的内容，他不愿让是与非搞乱关于美与丑的判断，这里面没有道德与法律，只有生命与人性，一切是非统一于美，一切道德统一于人性。所以在同一件事上，他既赞赏“剿匪”军官们的机智勇猛，又赞美那个率领穷人队伍与官军对抗的煤矿工人（《五个军官与一个煤矿工人》）。

在作者所描绘的人性世界中，似乎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沅辰各水岸边吊脚楼上的妇人和他们的水手情人。关于他们，作者压根儿不想作伦理上的度量，作者所关注的是关于爱（哪怕是一点点）的美好。

妇人们恩情所结，也多和衣靠着窗边，与河下人遥遥传述那种种“后会有期各自珍重”的话语。很显然的事，便是这些人从昨夜那点露水恩情上，已经各在那里支付分上一把眼泪与一把埋怨。   ……

“牛保，牛保，我同你说的话，你记着吗?”……

“唉，唉，我记得到！……冷！你是怎么的呵！快上床去！”……

“我等你十天，你有良心，你就来——”说着，彭的一声把格子窗放下了，这时节眼睛一定已红了。

　　　　　　　　　　　　　　　　　（《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

在这里没有所谓伦理上的是非对错，有的只是情与欲的自然合一。在这样的人中间，即使是交易也在一份朴素的人情中进行。

“大老你记着，船下行时又来!”“好，我来的，我记着的。”“你见了顺顺就说：会呢，完了；孩子大牛呢，脚膝骨好了；细粉带三斤，冰糖或片糖带三斤。”“记得到，记得到，大娘你放心……”“杨氏，杨氏，一共四吊七，年三十夜莫会要你多的!你自己记着就是了。”（《鸭窠围的夜》)

买卖双方了无机心，有的只是一夜露水结下的爱意和浓厚的人情。这些人，她们重义轻利，守信自约；她们虽处底层，却怀抱着对爱的希望与憧憬；她们也许有点野性，但却缠绵而富有人情。在他看来，这些人们在安然自处和对爱的执着中正显现出生命的美。这种原始却健全的生命表现较之“文明”世界里因礼教而虚伪的生命要丰满得多。

也许你会指责沈从文对于笔下这些男男女女对自己这种生活安之若泰不认为是一种悲剧，但沈从文要告诉你的是他不想让“愚昧”、“落后”之类判断潜入他的审美世界，妨碍自己的审美理想的表达。他反复告诉你，美就是善，人性就是道德。他试图从这些人身上找回我们“这个民族”“如何在巨大压力下失去了”的“它原来纯朴的型范”（《辰河小船上的水手》）。正是他在美好人性方面的追求，达到了对他所处的“文明世界”的批判。

三

在沈从文前期的小说里，我们会一再的读到这样的主题：某种“城市文明”和湘西原始文化的比较，他似乎无法说清，种种丑恶掩盖下的现代文明与原始状态的乡村文化，谁优谁劣，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比较的结果，他选择的是“原始”，他钟情的是湘西。因而铺展在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凝固在一种“原始”的状态里。他把时间拉到了“现在”，却把图像定格在“过去”，他的目光似乎沉醉在历史“不变”里。他以湘西社会这种特殊的人生形式作为对现代的“城市文明”的反抗，使人们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边城·题记》），从而达到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批判的目的。我们承认他达到了这种批判的目的，但同时又不得不认为这种批判力度的不够；我们赞叹他笔下“自在”的人生，又不得不认为这人生仅仅停留在“自在状态”，缺乏一种历史发展的觉悟，缺乏一种更深刻的现实内容。对这，沈从文在完成《边城》之后，似乎也注意到了。

他在《湘西·题记》里对湘西作了一种截然不同于小说的分析：湘西人“强悍本性”和“缺少知识养成的习惯”，“产生了一种极顽固的拒他性，不仅仅对于一切进步的理想加以拒绝，便是一切进步的事实，也不大放在眼里”，“趋于保守，对任何改革都无热情”，因而造致“事事显得落后”。这似乎不是沈从文的语言，但我们又无法否定它是。这怎么理解呢?

沈从文构筑的“神庙”是一个内在的统一体，在其中间，对于“城市文明”阉割人性的揭露和对于湘西自在人生的讴歌一样，都是“人性”案台上的祀供品。正是在“城市文明”和湘西“原始”文明的反复比照中，显示出他的人性理想和追求。那么，我想在关于湘西的这两个散文集子里，他是将这种比照直接的引人湘西世界本身。应该记住的是，沈从文钟情于湘西自在人生，决不仅仅是一种艺术上的偏好，这里面有着浓重的情感理想因素。因而当沈从文乘着小船，沿沅辰各水，细细的考察湘西各处，敏锐的感到理想中的湘西在现实中也呈显着一种堕落的趋势，他不能忽视这种趋势，他的审美理想决定着要他做一件他不大愿意作的工作：将“原始”的湘西与“现代文明”影响下的湘西作一种纵的比照，从而告诉人们“现代文明”给湘西带来了什么。于是，关于湘西，沈从文的笔下多了一种新（从某种意义上说）的内容。一方面，他用满怀深情的文字去讴歌湘西自在的人生；另一方面，他又带着无法掩饰的沉痛去挖掘另外人性中的种种丑恶：所谓“风雅人”“携了陶靖节集”去桃源嫖妓（《桃源与沅州》）；跛脚什长以“伤兵”的名义作毒品生意，是怎样的“溃烂”村民的“灵魂”（《箱子岩》）；警察所长的所谓“维新”行动就是率领警士打碎五百年前的佛像，焚烧几百本经书，并作为“平生顶痛快”的事情（《沅水上游几个县分》）；当年着力追求着爱，是为傩送原型的老友，却让“时间和鸦片”所毁灭，“傩送”不再存在（《老伴》）；一些青年学生以知道些文坛掌故为满足，却“不打算到本身能为社会做什么，愿为社会做什么”，“成了颓靡不振萎琐庸俗的人物”；以前的好友在大革命时那么积极，但在大革命失败后，为免被人怀疑是共产党，就赶快吸鸦片上瘾（《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在这里沈从文似乎试图把揭露的铁锹挖得更深一点，他敏锐地看到，桃源路上猖狂的鸦片走私中，“平民谁还有胆量来作这种非法勾当”，这其中的“大股东中大头脑有什么‘龄’字辈‘子’字辈，还有沿江督办，上海之闻人”（《桃源与沅州》）。而学生之所以“对生存既毫无信仰”，“成了颓靡不振萎琐庸俗的人物”，是“被‘杀人屠户’提倡的读经打拳政策所困惑‘（《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而“现代”在妓女这古老“职业”上是这样的打下“文明”的印记：

这些妇女使用她们的下体，安慰军政各界，且征服了往还沅水流域的烟贩、木商、船主，以及种种因出公差过路人。挖空了每个顾客的钱包，维持许多人生活，促进地方的繁荣。一县之长照例是个读书人，从史籍上知道这是人类一种最古的职业，没有郡县以前就有了它们，取缔既与“风俗”不合，且影响到若干人生活，因此就很正当的定下一些规章制度，向这些人来抽收一种捐税（并采取了个美丽名字叫作“花捐”），把这笔款项用来补充地方行政，保安，或城乡教育经费。（《桃源与沅州》）

现实就这样沉痛的凝聚在沈从文笔下，人生的丑恶、人性的堕落就像一抹昏暗的斜阳伴着沈从文的哀痛和厌恶轻抹在湘西世界里。他哀痛于人性的堕落，厌恶现实的丑恶，甚至于痛切地认为既然生了“硬性痛疽”，不如敷上“毒药”“尽它溃烂”（《箱子岩》）。他的关于湘西的牧歌再也不那么纯净，湘西再也不是那亘古如初的“化石”，湘西不再凝固！

应该指出的是，沈从文对湘西现实的注视与其他中国现代作家对农村的关注是不同的。他并不留心城市商业资本对于农村的掠夺和破坏、农村趋于破产这样的具体事实，他时刻注视着的是变动中的人，他这样沉重的揭开湘西现实的盖子，是要揭出人的灵魂的扭曲、变形和堕落，是想和湘西原有的那种自在人生形成一种比照，从而揭示出“城市文明”对农村淳朴人性的破坏。无论是深情的讴歌，还是沉痛的揭露，都基于一个目的：祈求美好人性的复归。

但是如果认为这种比照仅仅是小说中的比照的重复，那就看低了两《湘》的价值。在“城市文明”与“湘西文明”的比照中，湘西是作为另一世界批判的参照物的。他寄理想于湘西，却把目光盯着城市。我们说这种比照是成功的，但又是静止的，甚至是片面化的，起码不是发展的。在这里，沈从文的进步在于他把注意的触须深深地伸入变动着的湘西世界和湘西人自身。他在湘西这矛盾的现实中所凝聚的复杂的情感很值得我们深深玩味。也许我们可以用心读一读沈从文对于历史与现实的一番感慨：

看到日夜不断千古长流的河水里石头和砂子，以及水面腐烂的草木，破碎的船板，使我触着了一个使人感觉惆怅的名词。我想起“历史”。……但这条河流，却告给了我若干年来若干人类的哀乐！小小灰色的渔船，……石滩上走着脊梁略弯的拉船人。这些东西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

在“历史”的河道上，他关注的是拉船的小民。他关心他们对“生活”的“忠实庄严”和“求生”的“努力”。在他看来，正是这些小民和他们世代重复着的“应付生存”的方式构成了“历史”的真正骨骼，所以他忘情于他们处于“过去”时态的人生历史，甚至于见渔火听渔声，都会想到“原始人与自然战争的情景”，思绪马上沉浸到“四五千年那个‘过去’时间里去”（《鸭窠围的夜》）。如果我们熟悉他那些小说是在怎样反复讲述关于“小民”的不变的人生，我们会理解他这部分感慨。但现在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在叹赏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时，又为这些人千百年来“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人的“精力”“浪费到这种简陋可怜的生活上（《辰谿的煤》）”而惆怅，他为这“千年不变”感到了“哀戚”。《湘西·题记》那段话似乎正是为这“哀戚”作的注释。他不再仅是赞叹湘西自在人生的“千年不变”了，他更为这“千年不变”而“趋于保守”而忧虑，他忧心“这地方人将来的命运，虽生活与自然相契，若不想法改造，却将不免与自然同一命运，被另一种强悍有训练的外来者征服制驭，终于衰亡消灭”（《泸溪·浦市·箱子岩》）。他为湘西人敲响了警钟。我们于是看到，在湘西自在人生上渗进了发展的内容，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上，沈从文跨出了很大的一步。

确实，在现实面前，沈从文的心理是够复杂的了。他再不愿人重复那种“千年不变”，但眼前这“变”却又不是他所希求的；“不变”会走向落后，“变”却又带着丑恶、带来堕落。在“变”与“不变”之间，沈从文困惑着，焦虑着。他无法掩饰对于“变”的无奈，“可是，过去的，有谁能拉住不让它过去？（《老伴》）”不能克制对隐藏在这表面之下的堕落趋势的忧惧与痛心，在他笔下，我们不止一次的读到他对于现实的沉痛的责问：“浦市地方屠户也那么瘦瘦，是谁的责任？”（《辰河小船上的水手》）“富源虽在本地，到处都是穷人”，“这应当是谁的责任”？（《辰谿的煤》）他更无法克制对于“不变”的焦虑：“我们用什么方法，就可以使这些人心中感觉一种对‘明天’的‘惶恐’，且放弃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重新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箱子岩》）于是在《湘行散记》、在《湘西》里，我们读到了一种较之《边城》更为深沉的东西，那就是沈从文对于与历史交织在一起的湘西的现实和未来的深沉痛苦的忧虑与思索。这种痛苦、忧虑和思索一直延续到后来的《长河》等小说中。

四

我们承认沈从文的审美理想以及这理想支配之下剖析生活的视角与中国现代文学上绝大多数作家不同，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并承认的是沈从文对我们这个民族、我们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深情与关注与绝大多数作家是相同相通的。无论是对于“过去伟大处”的一往情深，还是对“目前堕落处”深沉痛苦，都基于一个目的：“希望能在一定新的条件下，使民族的热情、品德、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能够得到新的发展。”（汪曾祺《沈从文的寂寞》）所以在《湘行散记》、《湘西》，我们一再的读到他深情的寄予与呼唤：“希望到这个地面上，还有一群精悍结实的青年，来驾驭钢铁征服自然”，“使人人精力不完全浪费到这种简陋可怜生活上，使多数人活得稍象活人一点，这责任应当归谁”？“是不是到明日就有一群结实精悍的青年，心怀雄心与大愿，来担当这个艰苦伟大的工作”？（《辰河小船上水手》、《辰谿的煤》）这声音放在现代文学史上，我们不觉得是那样的熟悉？他关注我们民族的现在和“明天”，寄希望在“青年”，我们有什么理由指责他留恋“过去”，远离时代呢！他精心营造的作品系统里，在那由“城市世界”与“湘西世界”、“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的反复比照中所显示出的追求理想人性、改造民族性格的热切，我们不觉得他与他的时代是那样地接近?我们不觉得他与鲁迅、巴金等作家在某种意义某种程度上是那样相似？我们应该再认真的读一读他关于自己创作活动的告白：“我很愿意尽一份时间来把世界同世界上的人改造一下看看。”（《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刻绘出全国人民由于一种新的觉悟，……人人以驾驭钢铁征服自然为目标，促进现实一种更新时代的牧歌。‘这是可能的吗?’‘不，这是必然的！’”（《一个传奇的本事》）